郑看来回答:“就是员工退休后的福利问题。我们和市里的协议是接收所有员工,包括退休的,这样暂时稳住了人心。
但我听说,有些员工,特别是快退休的老同志,在私下议论,担心我们以后不管他们退休后的养老和医疗。
他们还担心,我们虽然是香江合资企业,但不像国企有国家兜底,万一经营不好,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就麻烦了。
这说法传得挺广,虽然还没人当面跟我提,但我感觉对员工的影响挺大的。我也没什么好办法,所以今天特意来听听你的想法。”
苏晨听了这话,沉默了一会儿。郑看来提的虽然是工厂内部的问题,但其实触及了华夏当时的一大社会难题。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直是经济的主旋律,个人几乎完全依赖企业,企业则负责员工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。
苏晨心里明白,在他亲身经历过的华夏发展历程中,曾有一段特殊时期,大量国企因经营不善倒闭,导致大批员工失业下岗,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
说实话,解决这事儿的唯一出路,就是推动社会保险制度,把现在企业背负的大山甩给社会,让个人摆脱企业束缚,增加人才流动性,也让企业卸下沉重的隐性负担,聚焦主业。
这么重大的政策调整,明显属于国家战略,可不是苏晨能左右的。
不过,苏晨还是想做点什么,至少让自家公司的员工上班心里有底。
他想了想,开口道:“看来,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完美方案,但我们能先做点小动作,安抚大家,也解决点实际问题。”
郑看来问:“怎么做?”
苏晨说:“咱们可以在公司内部搞个互助基金,具体来说,公司出一部分钱,员工也出一部分,设立两个专项账户,一个医疗,一个养老,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两个领域。
凡是咱们公司的员工,都得加入这个互助基金,以后他们的医疗和养老费用,都从这儿支出。
这笔钱绝对不能挪用,管理权要让员工选举代表来负责,公司只负责监督。这样既能稳定军心,又能解决实际困难。
毕竟,退休员工越来越多,公司负担越来越重。长远看,有了这个制度,能减轻一些压力。
但这个问题将来会成为全社会的大难题,真要想根治,还得靠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,咱们自己弄的,顶多算是临时救急的办法。”
郑看来琢磨了会儿,回答说:“你这法子,听着是能解决问题,但问题又来了,互助金交多少合适?个人交多少?企业出多少?再有,让个人掏腰包,这事儿估计不容易推进,毕竟没先例啊。”
苏晨说:“其实推行这办法挺简单的,首先得定个交多少钱的标准。我提议,先按员工平均收入的15%来试行,将来再调整。